AI 加剧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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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加剧社会不平等

AI 之父 Geoffrey Hinton 在 7 月份的 Collision 会议现场分享了他对未来超级智能系统的看法和担忧。谈到了 AI 对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影响。

虽然说技术的突飞猛进,会让总体经济的蛋糕会不断增加。但是布莱恩约弗森(第二次机器革命的作者)认为,并没有哪条经济规律规定每个人或者说大部分人会从中受益。

布莱恩约弗森认为数字技术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加剧了不平等的程度:

第一,技术会让更多技能的新职业取代旧职业,这有益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硕士学位持有者的薪水增长了约25%,而高中辍学者的平均工资降低了30%。

第二,布莱恩约弗森和他的合作者认为,从2000年开始,在公司的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进入了那些拥有公司而不是为公司辛勤工作的人的口袋里。此外,只要自动化技术持续发展,我们还会看到,机器拥有者分走的蛋糕会越来越大。这种“资本压倒劳动力”的趋势对持续增长的数字经济来说至关重要;数字经济的概念是由技术预言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提出的,他认为数字经济是移动的比特,而不是移动的原子。如今,从书本到电影,再到税务筹备工具,一切都被电子化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多卖出一套这些东西的成本几乎为零,而且不用雇用新员工。这使得收益的大部分进入了投资者而不是劳动者的口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底特律“三巨头”总收益与硅谷“三巨头”在2014年的总收益几乎相等,但后者的员工数比前者少9倍,并且股市上的市值是前者的30倍(底特律“三巨头”指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汽车公司,而硅谷“三巨头”指谷歌、苹果和Facebook三大互联网公司。——编者注)

第三,布莱恩约弗森和他的合作者认为,数字经济通常会让超级明星而不是普通人受益。《哈利·波特》的作者 J.K.罗琳是第一个成为亿万富翁的作家,她比莎士比亚富有多了,因为她的故事能以文字、电影和游戏等各种形式在数十亿人口中以极低的成本传播。同样地,斯科特·库克(Scott Cook)在税务筹划软件 TurboTax 上赚了10亿美元,而 TurboTax 与人类税务筹划员不一样,它能以下载的形式售卖。由于大多数人只愿意购买排名最高的前 10 个税务筹划软件,并且愿意花的钱少之又少,因此,市场上的“超级明星”席位极其有限。这意味着,如果全世界的父母都试图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下一个J.K.罗琳、吉赛尔·邦辰、马特·达蒙、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奥普拉·温弗瑞或埃隆·马斯克,那么,几乎没有孩子会觉得这种就业策略是可行的。

社会增长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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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数据源:http://piketty.pse.ens.fr/files/capital21c/pdf/T2.5.pdf

从全球层面看,如表所示,我们发现 1700~2012 年的世界人口增长率同样为平均每年0.8%。 表2.5显示了每个大洲在各个世纪的经济增长率。在欧洲,人均产值增长率在1820~1913 年为 1.0%,1913~2012 年为 1.9%。美洲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在 1820~1913 年为 1.5%,1913~2012 年也是 1.5%。

这些细节并不十分重要,关键的一点在于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某个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能够在较长时期里保持超过每年 1.5% 的人均产值增长率。

如果看最近数十年,我们会发现最发达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更低,1990-2012年,西欧国家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为 1.6%,北美为 1.4%,日本只有 0.7%。将这一事实牢记于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人还以为正常的增长率应该是每年至少3%-4%,而历史和逻辑都表明那只是人们的幻觉。

经济增速会以缓慢的形式进行,财产继承方式会更加重要。新贵的出现会越来越难。

许多人认为,现代增长天然地重劳动轻遗产,重能力轻出身。这个普遍的看法,在高速增长的社会,类似中国的 80 年代和鼎盛的互联网人口红利期,成长了一波明星企业家,很多人也因为走进了红利的行业,出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而翻身,一跃成为中产和富人。

而 21 世纪世界,将重新回到慢增长模式。更确切地说,我们将发现除特殊时期或追赶时期外,增长总是较为缓慢的。而且所有迹象都显示增长率(或者至少是人口增长率)将在未来继续趋缓。

未来在哪

无疑在一个增长缓慢的社会,AI 的出现,还会继续加剧这种不平等现象。那我们的生活,是绝望,还是希望。是生存,还是被毁灭?

武装自己

黄仁勋在一次采访中介绍,普通人如何应对 AI。

为什么重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动更进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仍是知识和技能的扩散。

首先考虑促进趋同(即促进不平等的减少)。趋同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以及对培训和技能的资金投入。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对于整体国内社会与各国间不平等的削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新兴经济体正在赶超发达国家。通过采用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获取其他地区所具备的同等技能,欠发达国家的生产率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并增加了国民收入。贸易边界的开放可能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融合,但技术融合本质上仍是一个知识(最好的公共品)扩散和分享过程,而不是一种市场机制。

坚持创新

如上表所示,每年 1% 的人均产值增速意味着重大的社会变革。

在过去的 30 年里,每年1%的增长率对应的累积增长幅度超过 35%,每年 1.5% 的增长率对应的累积增幅超过 50%。这意味着生活方式与就业状况的重大改变。具体而言,欧洲、北美和日本在过去30 年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为每年 1%~1.5%,人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

1980年还没有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大多数人很少乘坐飞机旅行,今天常用的许多先进医疗技术尚未出现,只有少数人上过大学。在通信、交通、健康和教育领域,变化尤其深刻。这些变化对就业结构也产生了强大影响,因为人均产值在 30 年间增长了 35%~50%,意味着今天所生产的产品(以及相应的职业和岗位)中有1/4~1/3在30年前还是不存在的。

最后

引用皮克斯的创始人,艾德,在《创新公司》写的话送给大家:

如果我们拿门来做比喻,门的一侧是所有我们可见和已知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而门的另一侧则是一切我们看不到或不知道的东西,包括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展现出来的情绪以及数量庞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的未知的可能性。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脚放在门内,一脚跨出门外。脚踏实地用我们既有的知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专业领域以及值得信赖的人员与工作方法;一只脚则要迈入至混沌、隐秘或未经开创的未知世界之中。

许多人都对未知的世界感到心生恐惧。我们渴求安稳和确定,想要双脚稳稳地站在已知世界中。我们认为,只要对自己的经验或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加以重复,我们就能够安然无恙。

然而,不管我们如何渴求确定性,都要认识到一个问题:无论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还是由于随机事件的存在,抑或由于未来事件不可预知的因缘际会,一定会有什么东西从门的另一侧不请自来。其中的一些事件会让我们欢呼雀跃,另一些则会让我们黯然神伤。

而应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最好方法,就是主动去创造未来。

Alan Kay: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